论坛回顾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创业》

以“最前沿、最包容、最务实、最开放”为特色的中国管理科学领域年度盛会——“上海管理科学论坛2020”于12月19日圆满落幕。

本届论坛特邀数字化领域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军人物现场分享，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完成管理变革，旨在创造出领先世界的新型管理理论和实践。特整理分享嘉宾演讲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吴晓波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吴晓波教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多年来积极从事以竞争战略与技术创新管理为核心的研究，教学及科研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首届杰出教学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10余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吴晓波教授亦从事企业创新与战略管理顾问工作，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战略顾问或独立董事，以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为己任。

《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创业》

浙大精神是“求是精神”，世界变化如此之大，如何看世界？作为商学院、管理学院，如何培养学生健康地引领世界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求是精神始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

01、数字经济时代的“风口”

很多人讨厌“风口”，认为很浮躁，但是风口就是风口，如何客观理性地用好风口很重要。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一轮又一轮的产业革命推动着社会发展，推动过程中带来的是——范式的转变。

什么是“风口”？现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风口就是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风口。风口中最核心的是ABCDE技术，就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这些技术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底层变革。

技术变革中，人跟组织的关系在变化。工厂制度的建立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新起点，现在进入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新价值创造体系，尤其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可以把原来人们的活动打碎再重组。

工厂制度下人和人要通过分工合作带来绩效，从而创造出比小作坊高成千上万倍的绩效。历史很有趣，是螺旋式的上升，现在有很多年轻学生毕业以后并不选择去大企业，而是选择自己做雇主（创业），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今后还会更多。

工业文明首先是机器的出现，但人是机器的附属品吗？肯定不是，人是机器的主人。但是，现在人跟机器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加入了“第三者”——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还是始终是人类的好伙伴？还是会颠覆人类？争论有很多，特别是从IBM深蓝到Alpha Go再到Alpha Go Zero的出现，Alpha Go Zero可以抛去人的经验，只要你告诉它规则，它就可以做得更好。

Alpha Go能把人类下过的围棋全都下一遍，但是Alpha Go Zero说人类下的几盘棋和我没关系，你就告诉我下围棋的规则，我自己会下。Alpha Go和Alpha Go Zero的比赛没有一场是赢的，全是输的，可想而知机器智能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对话、协同也发展的非常快，国家目前力推的新基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会带来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能够自主协同，这是一场很深刻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范式”的转变。1982年意大利学者G.Doci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讲技术范式与技术轨迹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技术创新从技术体系方面定义了价值创造的基本方式，但是通过管理体系、价值实现体系又能看到人通过组织、通过商业行为进行重组重构的商业模式创新，从而让技术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很典型的企业追求的就是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双轮驱动的新创新生态体系。

在机会窗口期，下一轮变化是非线性的，包含着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要如何包容到管理体系里？传统管理体系是把不确定性尽可能排除掉，但在范式转变期不是要排除，而是包容。这是任正非先生所讲的灰度管理的合理性基础，这一时期充斥着不确定性，需要有灰度管理。

02、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

数字经济新时代里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大学成为创新创业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中国进入到新时代，很显著的特征是大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而直接的创新驱动力。

《自然》杂志创刊15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讲的非常好，讲的是：基于市场的科学能被信任吗？总结了过去150年大学研究与产业发展关系的四个阶段：科学顾问阶段、工业化研发时期、军方支持时期、合同外包时代。

早期科学顾问阶段是科学家作为个人给公司做顾问做研究。当时有一场危机，美国国家科学院有一位院士给企业做顾问，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科学院院士们认为科学是很纯洁、很纯粹的活动，应该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有人提议把他开除掉，院长拒绝开除，说美国国家科学院除名每一个给企业做顾问的成员的话就将无法生存。当科学研究成为有组织的活动时，跟社会价值创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件事情，美国认可了这个体系，有很多企业开始资助科学研究，科学家有了资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研究。

工业化研发时期，爱迪生创办了发明工厂，才有了GE公司的成长。过去发明工作是独立的自由行为，但是如果组织起来会更加有效率。这是企业实验室时代，也是发明工厂的时代，发明工厂把科学发现以更高的效率转变成技术发明。

由于一战、二战各种先进技术应用于战争，各个国家加大了对战争相关的技术支持，美国是很典型的军方支持，份额非常大，支持的过程中推动了美国两个著名大学成长为全球科技乃至产业的驱动者：MIT和斯坦福大学。

80年代以后进入到外包时代，美国有一套GOCO系统（Government Owned Contractor Operated），是“政府拥有，合同运行”，推动了新机制产生。典型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其校友创业公司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有1.8万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第一波创新浪潮是和国防相关的电子技术；第二波是集成电路；第三波是个人计算机；第四波是互联网；第五波是Web2.0，现在是移动连接（万物互联）。

当下科技对社会推动力量非常重大，其方向标和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独角兽企业。美国的独角兽公司分布在哪里？都在大学密切的地方，纽约大湾区、新英格兰地区有哈佛、麻省理工，西部是以斯坦福为核心，有UC伯克利等等。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独角兽企业在全球上升非常快，是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这些公司主要做什么？基本上都是用新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来推动的业务。创始人绝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主要聚集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长三角里面有上海、杭州。中国最好的C9大学里有多少所在长三角？5所，所以长三角会非常之厉害。

在当前数字生态体系下的创新创业就要反省大学的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学生非常之宝贵，如何让他们有机会把想象力发挥出来？在座的诸位来宾很多都在大学工作，大学就要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

在本科生毕业创办独角兽公司排名中，浙大在全球排并列第9名。浙大从20多年前创办高技术创新创业强化班ITP，20多年下来培养出不少出色的学生，去年有4家ITP学生公司主板上市，还有学生在非洲创业、印度创业，都非常厉害。

03、未来思考

现阶段中国如果能抓好这场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用对接大学科学源头的创新创业来推进产业发展，就能够进入到真正世界一流国家的新发展阶段。

中国进入超越追赶时期所面临的最大机会窗口是什么？就是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人讲“弯道超车”，其实从底层上讲必须是一种“换道超车”。如何换道？里面风险很大，有很多新问题无法预见，当代管理科学需要用包容不确定性的新思维来不断地为企业提供新思路、新的管理思维。

原有的管理科学体系的问题在哪里？专业分的很细，按功能划分，商学院、管理学院对学生的教学培养也都是按功能划分的。但现在只做孤立的功能性工作已经不行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用跨功能的平台、生态的概念，而创新型国家政府-大学-企业“三螺旋”体系中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在下一轮发展中将变成主力军。如何支撑新的创新管理体系？大学需要改变，做一些大胆的直接驱动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的尝试。

抓住“机会窗口”，就能够有机会实现超越式追赶，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

GDA现场采访吴晓波教授

2020年上海管理科学论坛期间，GDA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秘书长李斌博士对部分论坛嘉宾进行了采访，聚焦数字经济管理变革热点话题，走进中国管理学界理论与实践领军人物们的思想世界。

GDA：企业家的素质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构建的，那么企业家精神如何通过学习来构建呢？

吴晓波：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二十多年前我们创办浙大创新创业强化班时就有很多人反对，说企业家精神大学里面怎么教呢，那都是通过实践出来的。那确实是，我们都知道企业家精神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实践的，过去的大学能提供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学早期就能够提供实践的机会，那么大学生就能把本专业学习的知识提前链接到实践中去。这个链接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出基于科技创新的新企业家精神，跟那些传统的从做小买卖开始的企业家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底层的科学知识结构。很多企业创始人作为名校毕业生，本来可以无忧工作，那他们为什么要创业呢？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其实是在大学里面就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尝试，让我们的学生既学好本专业，又能更好地去对接社会中可能的应用场景，从中受到一些锻炼。现在二十多年的尝试下来，实验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GDA：是的，刚才看了一组数据，现在好几家浙大学生创办的企业都成了全球的独角兽企业。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原本传统行业里出来的企业家，他们又应该怎么办？

吴晓波：很多传统的企业家，就是雇佣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士，其实我们能看到各大公司在实践过程中对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大学生也并不满意。在社会中，在企业工作的过程不像在大学里面完成一个确定的作业，做一个实验那样按部就班，需要具备在竞争环境中应对不确定性，有所担当、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沟通、协调、组织的能力。

这些能力在过去的传统大学中没有被培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捐赠、赞助、支持大学生的研究、学习，乃至创新活动。因为企业的升级需要获得新的、来自大学科技研发源头的优秀资源。目前越来越多的一线企业会和大学实验室、研究所对接，建立一些联合平台。比如说我们就帮助美的公司建立了一个开放创新实验室，成果出人意料，这就是一种新的培养方式，这种模式我相信今后会发展得很快。

GDA：我们把大学的教学资源和企业场景结合起来，把大学办到企业里面去，把企业场景所需要的学科支持颗粒化以后，再变成场景化的知识体系。

吴晓波：这种做法现在叫做“破围墙”，其实已经破了很多年了，大学不是象牙塔，但是现在看下来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刚才提到大学教授的价值评判体系显然和（企业）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明白，大学里做底层研究的那些人跟市场、企业所需要的人是有区别的，这是一种社会分工。那这个分工能不能看成是一堵墙？既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站在欧美先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

GDA：您能讲讲二次创新么，如果归纳成三点的话如何归纳？

吴晓波：首先第一点，我们希望企业家们尊重科学。这一点是目前国内相对比较缺乏的，企业家们支持与市场融合的科学研究，或者是培养新的赢利点，但是不要忘记尊重科学规律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第二点，中国的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方面，一定不要有画地为牢的边界，尤其是大学与企业的边界需要重新定义和把控，在二次创新中需要大学与企业的紧密合作；第三点，在二次创新的升级演进过程中，我们要看到非线性特征。二次创新到原始创新的升级过程并不是渐进连续的，在这当中有许多非连续的切换点，要越过这些不延续的点，才能迈上新的台阶。在这个时候没有固定的路给你走，你要走自己的路，在走的过程中要有对不确定性的包容性。

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破除围墙、跨界包容，把控非线性演化机制，将面对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在培养新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生，推进大学驱动的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既要试错也要容错，不能容错的话，他们就不会愿意去试错，他们的创造性和巨大潜能就会被扼杀。